ldquo嘉禾rdquo文化说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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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方志记载，江西南丰具始建于三国时期，因县境内常产嘉禾（指一茎多穗之稻），故初名丰县，别号嘉禾，后改为南丰县。浙江嘉兴原名由拳，三国吴黄龙三年()时“野稻自生”，孙权以为祥瑞，改由拳为禾兴后又易名为嘉兴，故有“嘉禾一穰，江准为之康；嘉禾一歉，江准为之俭”（李翰《屯田颂》）之誉。湖南郴州嘉禾县，“相传炎帝之世，天降嘉禾，帝拾之以教耕，以其地为禾仓。后置县，因名嘉禾。”（《湘衡稻古》）作为地名学文化，“嘉禾”自然在后人心目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那么，“嘉禾”有何历史渊源呢？在中国传统的农耕社会中，“嘉禾”又有怎样的文化特征？（湖南郴州嘉禾县）一“嘉禾”，即是茁壮之禾，硕大之禾或祥瑞之禾，我国先人多以“嘉禾”为祥瑞之物、与甘露醴泉并称，如曰“甘露降，风雨时，嘉禾兴。”(班固《汉书·公孙弘传》其实，嘉禾应该是指同之禾，禾苗茁壮、禾穗丰硬而已，所谓“禾役”（《诗经大雅生民》）也，相传远古人类，过的是渔猎和采集的生活，食不果腹，是神农氏发明了农具并教民种植五谷粮食，“古之人民皆食兽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教民劳作”（《白虎通义》）。《人间训》则谓“古者田野不修，民食不足。后稷乃教之辟地垦草，粪土种谷，令百姓家给人足”。董仲舒《说上》云：“《春秋》他谷不书，至于麦禾不成则书之，以此见圣人于五谷最重麦与禾也。”《礼记?月令》云：“孟春，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可见，自先秦有史记录以来，统治者莫不重视禾稻粮食的生产，他们贵五谷而贱金玉，以为粮食是立国之本、安民之础。因而，一旦有茁壮的嘉禾出现的时候，统治者往往将之视为祥瑞和昌盛的象征。远在西周时代，唐叔就因献嘉禾于君王而获美誉。“唐叔得禾，异亩同颖，献诸天子，王命唐叔归周公于东，作归禾。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尚书》）唐叔，乃成王之弟，名虞，封唐（即今山西并州）。唐叔得嘉禾，深知此乃天子和气所召；成王亦知嘉禾乃祥瑞之物，乃周公盛德之所致，因此派遣唐叔归此嘉禾于周公；周公深谙君臣之道，乃作《嘉禾》之书，借嘉禾之生，来弘扬君王之美德。不难看出，这则文字记载了当时群臣之间情义相感、上下称美的场景，它已将嘉禾的涵义演绎为国政君德的具体表现。在历代典籍中，有关“嘉禾”生产播植的记载可谓资料翔实、内容丰富。“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海内经》）禾稻之称，名目繁多，大致有“三谷”“五谷”“六谷”“九谷”“百谷”之说，禾稻均在其中，因其有苗而秀，秀而实，春种子粒，秋收万颗的优点。古人以为嘉禾的生长离不开独特的水土地理环境，且应遵循一定的农时规律。“北方幽晦不明，天之所闭也，寒水之所积也，其地宜菽”，“南方阳气之所积，暑湿居之，其地宜稻。”（《地形训》）这里比较了南北方气候的差异，指出禾稻生长的环境应在南方。当然，在农业生产中，土壤的条件也至为重要：“五土所宜，黄白宜种禾，黑坟宜麦黍，苍赤宜菽芋，下泉宜稻。”（《物产》）因为“麦属阳故宜干原，稻属阴故宜水泽”也。我国疆土辽阔，自然条件优越，适合于各类禾稻粮食的生产种植，古人在自己的生产生活过程中，总结了许多有益的经验，为今人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如“麦最宜雪，谚云冬无雪麦不结”，“东南曰扬州其谷宜稻”，“正南曰荆州其谷宜稻”（《夏官职方氏》）等等。自然，站在农学家的角度看，把握一定的农时、土壤及肥料等客观条件，禾谷种植必然获得丰产。然而，在封建正统社会中，却往往将禾稻的丰收视为是君王国政清明大德的表现，如云“君乘木而王，则草木丰茂嘉禾并生也”（《斗威仪》），“王政不失，百谷熟”（《命决》），“德下至地，则嘉禾生”（《援神契》），德政与丰产紧密联系在一起，它无形中强调了王道政治的利害关系，这为我们探讨嘉禾的文化精神提供了重要的文献依据。民以食为天，嘉禾不仅意味着农业的丰收，而且象征着政治的平和以及社会的稳定，因而，历代史官往往以审慎而严谨的态度记录着每一时期不同凡响的嘉禾现象。以江西地域为例，“(晋)太康五年七月，嘉禾生豫章南昌”，“(元)二十五年八月袁州萍乡县进嘉禾”，“宣德年间城北溪傍产嘉禾一茎九穗”，“景泰初瑞溪桥边禾一茎九穗（《庐陵县志》）”南门外二都石庄吴道南里居也。万历十五年门前丘中生嘉禾一本九穗（《崇仁县志》），以上材料表明，作为鱼米之乡的赣鄱流域，自唐宋之后，其禾稻生产己倍受重视。此外，史官笔下的“嘉禾”茁壮硕大，也每每爆出创新历史的记录，如“（宋）至道元年六月，嘉禾生眉山县萧德纯田，ー本二十四穗”，“八月京兆府嘉禾生，九月巴州禾一茎二十四穗一茎十七穗”，“二十年癸巳，幹端宣慰司刘恩进嘉禾，同颖九穗七穗六穗者各一”。据相关史书资料统计可知，《宋书·符瑞志》中有关嘉禾的记载约有58条，《宋史·五行志》中的记载约有80条，《元史·五行志》中的记载约有31条，等等。如比详细的历史记载表明，在漫长的农耕社会，农业生产的经验日渐丰富成熟，对于其间“嘉禾”所获取的罕见成就，古人是抱着肯定和赞许的态度的。同时，从另一侧面我们也不难理解，连篇累牍的嘉禾现象的记录，其实无意之间也在彰显着社会财富的强盛以及社会政治的清明，这种惯性思维无疑直接地影响了后世官僚或文土们的审美视角。二“嘉禾”与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它经历了一个“致用”到“比德”的阶段。“神农作耒耨，天应以嘉禾，嘉禾当初是以解决人类的生计而出现的。勤耕可以得嘉谷，嘉谷可以维护先民生命并且推进社会的进步，因而嘉禾对人类而言，既是取之不竭的物质资料，同时也成为人们顶礼膜拜的对象。《孙氏瑞应图》云：“嘉禾五谷之长，盛德之精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开始以精神功利的观念来审视嘉禾，嘉禾被比喻为盛德，成为了社会生活中道德精神的象征。用“嘉禾”的自然属性来比喻人类或政治的美善，意味着后人要更多地从社会政治生活的角度来看待嘉禾。“桓公放春三月，观于野，桓公曰：‘何物可比于君子之德乎？’管仲曰：苗！始其少也，恂恂乎何其孺子也;至其壮也，庄庄乎何其士也;至其成也，由由乎兹勉何其君子也。天下得之则安，不得则危。故命之曰：“禾，此其可比于君子徳矣”。桓公曰：“善！”（《管子?小问篇》）这则材料形象地概括了嘉禾美好的君子品德“恂恂乃状君子谦恭谨慎之态，“庄庄”乃谓君子庄重端肃之貌，“由由”乃云君子功成名就之后的自得谦勉之状。君子既然有此美好节操，那么天下也就可以运筹于掌心了！所谓“军中地生五谷，将军得天道大吉”（《兵书》）说的也是这层道理。反之，如果五谷不丰，嘉禾不生，那么君王则有岌岌可危的灾难。齐恒公欲封弹，管仲曰：“今凤凰麒麟不来，嘉谷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鸱枭数至，而欲封禅，毋乃不可乎？！”可见，嘉禾生长与否，直接关系着国家的命运，它无时不引起封建执政者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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