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嘉禾文化周公东征的原因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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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殷周史中，关于周公东征问题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复杂问题。今仅就周公东征的原因和这次东征的意义谈点粗浅的看法，不妥之处，敬希同志们批评指正。关于周公东征的原因，近来多数中国古代史著述是这样表述的:“武王虽进入中原，后来还是退回陕西。在这样的局面下，武王忽然死了。成王的叔父周公旦为了暂时支撑大局，只有代成王而践天子位。武庚看到武王去世，认为有机可乘，联络了旧日东方的与国徐、奄、淮夷等，揭起反周的旗帜。同时管叔、蔡叔也在妒忌周公摄政”。所以，“以管蔡为首的周族，与以武庚为首的殷贵族残余势力，他们在反抗周政府这点上，取得了一致的步调，于是爆发了历史上有名的“管蔡以武庚叛’的反动局面。”郭沫若同志主编的《中国史稿》(修定本)同样认为：“武庚乘机和管、蔡串通起来，联合了东夷中的徐、奄、蒲姑、熊盈等方国部落，发动了复国战争。周公毅然决然调动大军，举行第二次东征，平定武庚和管、蔡的叛乱。”范文澜先生也认为:“武庚看有机可乘，联合东方旧属国奄(山东曲阜县)、薄姑(山东博兴县)及徐夷、准夷起兵反周。周公处在内外交攻的地位，非常困难。他首先向召公恳切解释，稳定内部，随后自己带兵东征”。最近一些人写论文也都采用上说。这次战争的爆发，到底是因武庚看到周内部矛盾不和，串通管、蔡和徐、奄等国进行复国战争呢?还是管、蔡串通武庚和徐、奄等国，利用殷周之间的矛盾进行反叛活动呢?历史文献记载，策动反叛的主要罪人应是管叔，而不是武庚。《尚书·金縢》:“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日:“公将不利于儒子”。周公乃告二公日＇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虽有人疑此篇为伪作，但笔者认为它保留了一些周初史料)。《左传》定公四年日:“管、蔡启商，惎间王室，王于是乎杀管叔而蔡(放)蔡叔。《左传》昭公元年又说:“周公杀管叔而蔡(放)蔡叔。”按杜预注曰:“惎，毒也。周公摄政，管叔、蔡叔开道纣子禄父以毒乱王室。”由此可见，东夷的反叛策动者是管叔、蔡叔，而不是武康。《孟子?公孙丑》下日:“周公使管叔监殷，管叔以殷畔(叛)”。司马迁《史记·管募世家》说:“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专王室。管叔，蔡叔疑周公之为不利于成王，乃挟武庚以作乱。周公且承成王命伐诛武庚，杀管叔，而放蔡叔，迁之，与车十乗，徒七十人从。”司马迁在《史记·宋微子世家》说:“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代行政当国。管蔡疑之，乃与武庚作乱，欲袭成王、周公。周公既承成王命诛武庚，杀管叔，放蔡叔。”《后汉书?东夷传》也都以“管、蔡畔(叛)周，乃招诱夷狄，周公征之，遂定东夷。”由此看来，周公东征是为平叛。策动叛乱的主要罪人是管叔。所以《昌氏春秋·开春论)日“周之刑也，戮管蔡而相周公”。《商君书?赏刑》曰:“昔者周公旦，杀管叔，流霍叔”。由此可见周公东征并不是什么武庚看到有机可乘，联合管?蔡和东方的徐，竜等国进行复国战争；而是管、蔡串通武庚进行反叛活动。《尚书?大谐》日:“天降威，用宁(文)王遗我大宝龟，绍天明，即命曰:有大艰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静，越兹蠢。殷小腆诞敢纪其叙。天降威，知我国有疵，民不康，曰:“予复”，反鄙我周邦。”这是说天要降灾，西方要有很大的灾难，西方人也不会平静，这就是指周内部所出现的矛盾，与这些阴谋叛乱的人他们串通，殷商的余孽这时也竟敢妄图恢复他们的统治地位。他们知道我们国家有这种灾难，人民不很安宁，竟然说要恢复他们的统治。什么灾难：(尚书?大诰》在记周公告诚各级官吏时说得很明白，“尔庶邦君越庶土御事，罔不反曰:艰大，民不静。亦惟在王宫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违ト”。想不到许多国君和各级官员里，倒有好些和我的意见相反，这些人的意思是说，事情如此地艰难而严重，内部的人民又不安静，并且这些乱子就出现在我们王官里和国君们的家里，在我们家中许多父兄辈也都牵连在里面，这是打不得的，王呀!你为什么不违背占ト。这是周王室内部反对周公出兵所说的话，它说明叛乱是与周王室内部牵连着，这就指管叔、蔡叔串通东方殷的余摩及徐，奄等国进行反叛。因为在武王克商第二年，武王有疾弗愈，十五年，王崩?武王的儿子诵继位，是为成王。成王年少不能理政事。“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叛)，周公乃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周公从维护周王朝的统治根本利益出发，毅然担当起代成王执掌政权的重任，成为周王朝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所以《荀子、儒效》说“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属天下，恶天下之倍(通背)周也。履天子之籍，听天下之断”。可是这样一来，受封在东方监视武庚的管叔和蔡叔，在权力分配问题上与周公发生矛盾，对周公很不满意。因文王的长子伯邑考早死，次子武王发继位，这是兄终弟继的例子。如按照这个先例办事，据《史记?管蔡世家》记载，管叔排行第三，次为周公，自然管叔比周公有优先权。所以管叔不满，他与群弟流言于国内:“周公将不利于成王”。这流言蜚语传到成王和大臣召公爽耳里，自然相信管叔的话而猜忌周公。而被征服的殷族和东方各族的奴隶主贵族，对周的统治也怀有不满之心。所以《尚书?大传》说:“奄君蒲姑，谓禄父(武庚)日:武王既矣，今王尚幼矣，周公见疑矣，此百世之时也，请举事”。管叔为了夺取王位，就利用商朝和东夷的势力发动叛乱来打倒周公。这个叛乱的爆发，主要是因统治阶级内部在王位继承问题上所引起的。但在这里我们还应注意，这个周王朝内部的矛盾却与殷周之间矛盾交织在一起，以殷周之间的战争表现出来。武庚及东方的徐、奄等国正顺应管叔反对周公这个趋势来反对周的统治，发动战争，妄图恢复已失去的天堂。但是管叔串通武庚、奄、蒲进行反叛，这个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是这次事件的主要爆发点。管叔、蔡叔、武庚、奄、蒲姑的联合武装叛乱，使周公处境十分困难。《尚书?大诰》记载:周公召集文武百官，商定对策。周公从二方面分析:一是我国有“疵”。所谓“疵”，就是指武王死后，周王朝统治内部出现的矛盾，群弟“管叔流言于国内”。二是“殷小腆诞敢纪其叙”，即管叔串通武庚联合东夷方国进行反叛。反叛联合的力量占着优势。周公面临因难，首先安定内部，说服召公、太公望日“:我之所以弗辟(避)而摄行政者，恐天下畔(叛)周，无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尤劳天下久矣，于今而后成。武王蚤(早)终，成王少，将以成周，我所以为之若此”。然后周公果断地作出决定:用武力进行镇压，同时还通过占卜来验证用武力镇压的正确性。可是周王朝统治集团内部却意见分歧，“罔不反”，持反对态度的人很多，不同意用武力镇压。周公为了说服反对派，不惮词费，耐心说服，从不同角度反覆说明用武力镇压叛乱的必要，认为平叛是完成文王力图完成的事业所不可缺少的。要完成事业，就不能为困难所吓倒。周公又以盖房子种庄稼作比喻说明后人应该继承前人的遗业，进一步强调讨伐叛乱的必要性，同时他又用种庄稼作比喻，说明除恶务尽。从这里充分表现出周公是一位具有高瞻远瞩战略思想的政治家、军事家。从周公申述理由的如此用力，从侧面说明周公出兵东征阻力实大，此行动并不是轻而易举的。而周公毅然决定排除碍障，亲自率兵东征，这就表现出周公非凡的才能和果断的精神。周公东征进军路线，分为南北二路:北路是先诛管、蔡，武庚弃城逃走，半路被周兵杀死。以后封召公奭于此。《逸周书?作雒》记载:“殷大震溃，降辟三叔(管叔、蔡叔、霍叔)，王子禄父北奔。管叔经而卒。乃囚蔡叔于郭凌”。《史记?管、蔡世家》也载这个胜利:“周公旦承成王命，伐诛武庚，杀管叔，而放蔡叔”，以后伐奄，(今山东曲阜)，灭薄姑(今山东博兴)，从而占领鲁中山地北南路，形成通向中原的东西大道。所以成王把太公望封于此，控制着这条从中原通向半岛的主要交通线。南路，周公带兵征徐方、淮夷。为了征徐方、淮夷，曾伐楚。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周公南征。其实是周公东征的南路。所以《荀子?王制》曰:“故周公南征而北国怨。日:何独不来也!东征而西国怨。曰:何独后我也！”周公东征是一场很艰苦的战争，是武王伐纣之战的继续。战争的时间，《史记?周本纪》日:“初管、蔡畔(叛)周公讨之，三年而毕定”。《诗经?东山》:是一位参加周公东征的士兵所写。诗中写道“我祖东山，慆慆不归”。“自我不见，于今三年”。可见周公东征经历的时间是三年。战争打的艰苦，斧也破了，斩(方的斧)也缺了。《诗经?破斧》日:“既破我斧，又缺我斯，周公东征，四国是皇。既破我斧，又缺我锜，周公东征，四国是吼。既破我斧，又缺我梂周公东征，四国是道”。这就生动形象地描写了当时周公东征战争的艰苦。经过三年鏖战，最后才平定叛乱。武庚北向逃亡，不知下落，有的说半路被周兵所杀。青铜器《吕行壶》《师旗旅鼎》曾记白懋父北征，可能与追伐武康有关11。管叔被杀，蔡叔被流放到边远地方。霍叔被革除国君职务，其他叛乱人员，也都受到应有的惩罚，东征宣告结束。所征方国，据《吕氏春秋，察微》日:“东夷八国”。《逸周书作解》日:“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俘维九邑”。《孟子?滕文公日:“灭国者五十”。据西周晚期青铜器《宗周钟》曰:“南夷、东夷具见，甘又六郭”。足见当时东夷、南夷在西周晚期至少尚存二十六国。可知周公东征所灭大小方国至少有五十左右。周公东征所灭方国产生的直接结果和影响是很大的。首先扩大了周的疆土，使周的统治勢力范围扩大，北面控制辽东地区。燕是商代北疆的一个古国，西周铭文中皆称为“”。武王伐纣始封召公于北燕。周初的燕在今何处，大体有蓟县、涞水和北京诸说。但都不超过今河北省。在辽宁左县城附近发现西周早期青铜器，说明周的势力在周公东征后统治范围扩大到这里。东面控制着今山东半岛。年山东昌潍地区文管会曾在胶县西庵发现西周早期遗址，与西安张家坡的西周车马坑时间相当细。说明周的势力在周公东征后达到这个地区。周公东征灭奄，在商奄的废墟上封了鲁侯;伐蒲姑，在蒲姑的废墟上封了齐侯。周初的齐、鲁就是在周公东征后消灭奄、蒲姑两个商朝的残余勢力的基础上受封的。在东南面，通过伐楚，征徐夷和准夷，使周的势力达到今准河带，使淮四一带成为周的疆土。在江苏丹徒龙泉乡烟墩山曾发现康王时铜器《宜侯矢殷》，记载了宜侯矢受封的情况。其次，造成历史上殷周之际民族的大迁徙与民族融合。奄和蒲姑消灭后，其部族北迁，成为后来的的扶余。最近辽宁地区族发现不少周初青铜器，可能与此迁徙有关。其南迁部族亦不少。《吕氏春秋?古乐》曰“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践之，禹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遂以师逐之，至于江南。”其中淮夷的一部分就被赶到淮河流域。楚国被赶到丹水流域。赢姓西迁。徐国的一部则被赶到江南(今江西)地区。最近在江西靖安曾出土春秋时徐国铜器，可以得到有力的说明。徐国何时入赣呢?有的同志认为是在春秋中晚期，“徐人取舒之后”。我认为此说太晚。根据《吕氏春秋?古乐》篇记載看来，应在成王命周公东征之时。“王命周公践之，商人服象，为農于东夷，周公遂以师送之，至于江南”。徐国灭后，徐人的一部分则进入江南地区，一部分则仍在徐地，这是无容置疑的。周公东征，造成民族的迁徙，促进民族的融合，使各族开发了这些土地所产生的直接影响与作用是应该肯定的。列宁曾经说过:“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因此，我们说周公东征的胜利，使周国的疆土不断得到扩大和巩固，真正奠定了周王朝八百年的统治基础。只有周公东征的胜利才使周国真正开始拥有东方的土地，并控制这块地区。西周统治者为了进一步巩固这块辽阔的土地，所以才不断地进行分封封康叔于卫，直接控制着管叔，蔡叔的原辖区，封周公子伯高于鲁，封太公望于齐，控制着竃、蒲姑氏的归地;封召公子于燕，控制着武庚的归地，此外还封有邢、曹、郕、滕等国，都是周的贵族，建立起了以姬姓为主的星罗棋布的统治网，控制着整个东方的疆土。从这里使我们真正认识到周族的向外发展，始于太王、王季，其兴盛是在武王时期。成王时期，周公能继承上辈所奠定的基础，并进一步得到发展与扩大，最后用暴カ解决了东方不安定的因素，把周的文化影响传播到东方各地，这时才使周国真正成为历史上一个多民族的统一王朝。过去有的先生认为殷纣王是中国奠定统一的开创者，“统一神州始此人”。这个认识和结论是不确切的。我们从以上的事实可以雄辨地看出，殷纣王时东夷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而殷王朝就覆亡了。而真正解决东夷问题形成统一王朝的是周公。因此，周公不愧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奠定者，其历史功绩与历史地位应该肯定。青铜器《墙盘》铭文在颂扬成王时有一句话说:“左右绶椹刚鲧，肇彻周邦”。所谓左右就是指辅佐成王的人，其中自然有周公。“椹刚鲧”很不好懂，裘锡圭同志读为“受任刚谨”。实际这里是指周公等人的材干精明强干的意思，所以才开拓了周王朝的疆土。这就是充分肯定周公辅佐成王的历史地位。因此，孟子说:“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继日，率而得之，坐以待旦”。又说:“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这个评论是不过分的，是历史的真实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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