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修志简史　创修一统志是元代修志的突出成就。至元二十三年（），元世祖采纳集贤大学士行秘书监事扎马剌丁奏议，下令编纂《大一统志》。据许有壬《大一统志》序所记，志书于二十八年成书，共卷。此后元朝廷陆续得《云南图志》《甘肃图志》《辽阳图志》等。元成宗时下令重修一统志。元贞二年（）制定《大一统志凡例》。大德五年（）颁布《四至八到坊郭体式》。大德七年成书，至正六年（）刊发，定名《大元大一统志》，共卷。除官修地理总志外，元代还有一些效法宋代寰宇记、九域志、舆地记而成的私修全国区域志，见于著录的有《大元混一方舆胜览》《九域志》等。元朝建立行省，开编修省志先河，各路府州县陆续编纂方志，多沿袭宋志传统。

元代方志理论　存世元志序跋中可见当时志家学者有关方志性质、方志起源、史志关系、方志作用等方面的观点。戴良在至正《重修琴川志》中提出，“今之志书，即古之图记也。”燮溥化在《序乐安县志》中认为，方志源于史，作用在于教化，有助于教化的内容都要收录，并强调“郡县不可无志”。黄溍《东郡志序》中将方志归结为古图、志之合流，认为方志源于《周官》，作用在于资政。张铉《至正金陵新志序》中主张方志多源说，阐述了方志与国史的关系，指出方志具有史书性质，强调方志的作用在于资政、教化，提出“无不当载”的观点，认为收录要广泛无遗。也有主张从简收录的，冯福京《乐清县志序》中指出严格制定及执行志书收录标准与志书质量的关系。元代志家在体例、文风笔法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张铉《至正金陵新志修志文移》中指出，所修志书应用史书体例，认为志书所载应是非善恶、灾祥祸福并举，尤其是人物志，要“善恶毕著”，主张续修方志在取材上略写前志所详写，不录前志已录内容。揭傒斯提出“书善不书恶”的观点。李好文提出应详载与国计民生有关的内容。王恽《汲郡图志引》中认为，志书不可乱载，应“特取其人物、政教、风俗等关于治乱为后世之法者，群分而类聚之”。骆天骧《类编长安志序》、杨维桢《至正崑山志序》中均主张志书应记述枢要，不可散漫。林希元《上虞志序》中认为志书应“详而不失之繁，简而不失其要”。李京《云南志略序》中认为志书所记内容不能道听途说。许汝霖在《嵊志》自序中主张志书选材要精，要去繁芜、朴实质直，反对虚妄怪诞。元代志家还总结了处理旧志的方法，如李彝认为应“订其伪，补其缺，删削其不存”；陈大震提出，对待旧志应兼而取之。关于志与图的关系，李好文提出“图为志设”。后世一些重要的方志学理论在元人的论述中均可窥见端倪。

元代修志特点　元代所修方志多是对宋志的续修和增补，在体例上改造较多的有至元《嘉禾志》、至正《金陵新志》、延祐《四明志》、至正《崑山郡志》。与宋志相比，元志更加注重纪实，引用原始资料较多，明志偏重掌故纪实的风尚即是受此影响。记述地方风俗方面，突破前代方志只限抄录《禹贡》和正史地理志，详细生动描述本地婚丧、岁时、禁忌等习俗；记述经济制度方面，继承宋志传统，详载户口、物产、赋税等。拓宽搜集资料的范围，注重征引旧志、碑刻、题咏，有些学者将平时搜集所得辑为一书，供后世修志者采择，如彭寿卿纂《宝唐拾遗》。

元代修志　元代实现大一统，疆域辽阔，所修方志遍及全国。关于元志数量，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统计，约种，以浙江最多，约40种，其次是江西、江苏、湖南、福建等地。据顾宏义《金元方志考》统计，元代修行省、路（府、直隶州）、县志种。存世元志仅十数种，多为后世所称道。元代佚志有部分内容辑于《永乐大典》存世。元代志家对方志理论进行探索，于方志编纂方面的创建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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