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克，年7月14日出生于湖南省嘉禾县泮头乡小街田村，与林彪、粟裕同年，一起参与了中共军队的创建。在长期的国内革命战争中，萧克历任红军、八路军、解放军高级军职，多年领军作战，堪称著名战将。年，萧克被授予解放军上将军衔。年10月24日，萧克病逝于北京，终年岁，可谓世纪老人。萧克的一生，经历了中共党史上的很多重大事件，且以高寿终年，既是目击者，又坚持活到了最后的评论者地位，在中共高级人物中是不多见的。

萧克的学历不算低，是湖南嘉禾甲种师范简习所毕业，可以当初等小学教师，在当年是个知识分子了。年2月，19岁的萧克去广州投考黄埔军校，因第四期招生已经结束，萧克转考了中央军事委员会宪兵教练所。当时宪兵教练所已归并到黄埔军校，萧克也算是与黄埔有缘。

萧克进入军队的门坎也不低，国民革命军第11军24师71团3连政治指导员。师长是谁呢？叶挺。第24师是在北伐节节胜利时新扩编成的，有不少原叶挺独立团的干部充任骨干，是铁军师中的一员。

年4月，武汉国民政府举行第二期北伐，叶挺留在武汉当卫戍司令，萧克所在的71团归第26师指挥。第26师当时辖两个团：76团和77团。77团的团长也是大名鼎鼎的人物，著名共产党人蒋先云，黄埔一期的带头大哥，蒋校长爱惜不及的眼珠子，却怎么也拥抱不到。

71团进军途中在汝南与军阀纪元林部发生摩擦，这是萧克一生中参加的第一场战斗。5月28日，北伐军在河南临颍与张学良亲自率领的奉军主力交手。参战的有第26师的3个团、黄琪翔的第12师与贺龙的独立第15师。这次战斗是北伐军在河南战场打得最激烈的一仗，77团团长蒋先云几次负伤仍纵马冲锋，最后中炮牺牲，时年25岁。苦战一天，奉军终于被击溃，北伐军取得大胜。战后，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对蒋先云惋惜不已，同时评价道：“这一仗证明26师也是铁军。”在年拍摄的电影《八月一日》开头，就能看到贺龙指挥的独立第15师参加临颖大战的惨烈一幕。

“七一五事变”汪精卫公开“分共”后，叶挺率领所部第11军24师借“东征讨蒋”之机从武汉向南昌集中。此时，萧克已是第24师71团8连政治指导员，并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八一”南昌起义中，萧克率部攻打匡庐中学，配合全营歼灭了守敌一个营。在南下广东的征途中，萧克调任为71团4连连长。由于决策失误，强敌围堵，南昌起义军不断转战，损失很大。在广东三河坝分兵后，周恩来、贺龙、叶挺率领主力继续南下潮汕地区，又经汤坑战败，撤至普宁流沙时被打散，主要领导人不得不分头出走香港，起义归于失败。在兵败混乱中，萧克带领全连余部想去海陆丰投靠彭湃，但因不识路，四处乱撞，最后只剩下7、8个人。行至广东潮阳附近时，萧克等人被追上来的粤军陈济棠部俘虏。由于粤系老大李济深还想笼络第4军旧部，对于俘获的南昌起义军叶挺所部政策较宽，老弱病残很快就地释放，当时身染痢疾的萧克也在汕头被释放。

萧克从汕头折腾到广州，因无身份证明，差一步没有找到党组织，又返回了湘南。在这里，萧克幸运地遇到了当地党组织，恢复了党籍和组织生活。年初，萧克参加了湘南暴动，担任宜章石独立营副营长，率领多农军追赶朱德、陈毅率领的起义军主力。在资兴东南的龙溪洞地区，萧克所部与前来接应的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军会合，当时朱德、陈毅部也还没有与毛泽东会师。萧克有幸，在早期阶段就加入了中国革命的主力军。

年4月朱毛会师后，萧克被任命为工农革命军第4军（不久改称红4军）第10师29团2营7连连长。第10师师长由第4军军长朱德兼任，下辖28团、29团。其中29团主要由湘南农军组成，有1余人，枪不到支，士兵们主要的武器是梭镖。29团的团长是胡少海，地主家庭出身，但作战非常英勇，后来成为红21军军长，在闽西永福打土围子的战斗中牺牲。

年5月初，江西军阀朱培德所辖杨如轩部2个团围剿红4军。在一打永新的战斗中，萧克率部于黄坳击溃朱培德部第27师81团的一个营，受到了朱德的称赞。6月下旬，杨池生部3个团与杨如轩部2个团协同，经新、老七溪岭向龙源口进犯。萧克率全连坚守新七溪岭的泰山亭，在战斗中脚踝中弹负伤。最后，在红4军主力28团的重拳出击与王佐、袁文才32团的侧翼配合下，于新、老七溪岭地区击溃了杨如轩、杨池生部的进犯，缴枪余支。这就是曾经留在中学教科书上的“不费红军三分力，打垮江西两只‘羊’”。在这次战斗中，时任28团连长的粟裕表现出色，显示出了最初的军事才华。而28团的著名战将、黄埔三期出身的3营营长肖劲英勇牺牲。肖劲如果不死，将是几个月后与林彪争夺28团团长位置的有力人选。

在著名的“八月失败”中，29团向湘南进军时几乎完全溃散，最后只剩下团长胡少海、党代表龚楚所率通讯排、特务连及萧克带的一个连，加起来一共余人。28团也遭受重大损失，红4军参谋长兼28团团长王尔琢被叛将袁崇全杀害。回到井冈山后，朱德不得不兼任了一段时间28团团长。年年底，朱德提名28团1营营长林彪为团长，萧克则调到28团当了1营副营长。这次事件最有影响力的后果，就是林彪从此在红4军中崛起。

萧克后来谈到，在红4军中，公认的战将是28团团长林彪和31团团长伍中豪，能打仗。林彪沉默寡言，平时只是喜欢钻研战术问题。伍中豪则潇洒爽朗，一到驻地就喊警卫员：“拿酒来！”他是北大文科系学生，喜好吟诗唱和，有一段时间经常找后来叛逃的28团2营长袁崇全唱和。开国上将宋任穷，原名宋韵琴，还是伍中豪给改的名。伍中豪如果不是过早牺牲，建国后必定是元帅。还有何挺颖，跟着毛泽东参加秋收起义，井冈山黄洋界保卫战的英雄，有勇有谋，原31团党代表，深受士兵拥戴。后来调到28团当党代表，在向赣南进军的大余战斗中身负重伤，被担架抬着行军。转移途中再次遭敌袭击，抬何挺颖的人将何的担架抛弃，何挺颖就这样牺牲了，非常可惜。

年，朱德、毛泽东率红4军下了井冈山，连续转战，打得非常疲劳。后来到了江西东固地区，遇到了李文林率领的当地红军红2团、红4团，终于得以休整。东固这片根据地的情况比较特殊，萧克在回忆录中作了如此描述：“奇怪的是，这儿没有苏区那种热闹场面，看不到苏维埃的名义，也没有农民协会的招牌，尤其明显的是没有烧房子的现象……在此之前，红4军所到之处，总是要打土豪，要烧掉旧的衙门、警察所等等国民党行政机关，在东固地区却没有这种事……东固苏区采取的是秘密割剧的武装斗争方式。他们把反动势力驱逐之后，建立起秘密的党政和群众组织。政权是红的，但看不到公开的政权机关标志和固定的赤卫队，邮路畅通，商业贸易照常。”，“东固的群众非常好，我们住在东固的时候，他们送米、送菜、送柴，保证了我们0多人的吃、住、用，使我们得到下山以来最好的休息。”毛泽东当时就称之为“李文林式的根据地”，陈毅也赋诗云“此是东井冈，会师天下壮。”

然而，在毛的眼光看来，李文林式的做法显然属于右倾，不值效仿。站稳脚跟之后，在年2月召开的红4军前委、赣西南特委、红5军、红6军军委联席会议上，毛认为李文林等提出的仅“没收豪绅地主的土地”的主张，是“完全走向农村资产阶级（富农）的路线”，“由此发展下去势必根本取消工人阶级争取农民的策略，走上托洛茨基陈独秀的道路，根本取消土地革命全部。”会议决定把李文林调离主力部队到赣西南地方工作，并号召赣西南“彻底肃清党内机会主义取消主义，开除党内的地主富农”。不久，毛派挑担刘士奇担任赣西南特委书记，开始赣西南的“肃AB团”运动。而李文林就任了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书记，贯彻立三路线，反过来批评毛一贯独立自主的做法，撤销了刘士奇特委书记的职务，并继续打“AB团”。不过李属于较早清醒的人，一度开始着手纠偏。毛泽东则大为恼火，为巩固自己在苏区的一元化领导，将李文林“认定”是“AB团”首领，于当年11月底将其抓捕。因打“AB团”严重扩大化，终于引发了赣西南地方红军反对毛泽东的“富田事变”。在红三军团领导人彭德怀及黄公略等人的有力支持下，毛修补了已经动摇的威望，开始着手对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和赣西南红20军的镇压。因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项英的干预，李文林一度被释放，“造反”的红20军也被要求“重新回到党的领导下来”。然而，上海中央很快又支持了毛泽东，派中央代表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等人进入苏区，否定了项英对“富田事变”的温和解决办法，重新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权。在中央代表团和毛泽东的主持下，赣西南地方党委和红20军遭到了严厉整肃，李文林被重新逮捕，后来遭到处决，红20军则被强行解散，副排长以上数百名干部大部被逮捕杀害。应该说，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和红20军在这次事变中犯有组织路线错误，负有一定的责任。但他们没有投敌，仍然是革命同志。竟遭到如此的残酷清洗，是不客观也不公正的，有重大冤案因素。但因这件事里外透着那么些敏感氛围（都知道是牵涉谁所致），直到现在都没有被公开平反。

萧克称自己一生“三次站错队”。第一次，就是年6月的红4军第七次代表大会，选举军党委和军委书记时，他没有投毛泽东的票，而是投了陈毅的票。毛落选后当即就撂挑子不干，外出“养病”。后来在上海中央的周恩来干预下，由陈毅亲自将毛请了回来，恢复了其在红4军中的领导职务，在红4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上主持通过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确立了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

实际上，萧克称之的“第一次站错队”后面有着很深的背景，甚至对中共未来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时在红4军内分成两派：一方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前委，另一方是以朱德为代表的军委，史上称为“朱毛之争”。争论的原因涉及到党内、军内的民主问题以及毛的作风问题。毛认为：党要管一切；一切工作归支部；党员的个人自由要受到纪律限制。朱德则认为：党管一切的口号“违背党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毛主张的“一切工作归支部”在执行中成为一切工作归于前委。前委“对外代替群众机关，对内代替各级支部”，“这样何尝有工作归支部呢？”；在党员执行纪律的问题上，恰恰是前委书记毛泽东本人没有做好，不仅自由发表意见，自由谩骂同志，而且对中央和省委的指示也不认真执行，又岂能要求别人？

毛大怒，认为红4军最主要的问题是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的斗争，是有人“与党争权”，这个“人”就是朱德。实际上回溯到红4军建立之初，也不过是毛的秋收起义军余部与朱德、陈毅的南昌起义军余部两股力量的合股。从会师的那天起，领导权的问题就变得敏感起来。毛掌握的部队不是红4军的主力，他在军中的威望也远不及朱德，只好以党的名义来控制红4军，这样才能贯彻自己的政治主张。而红4军中军委的权力掌握在朱德、陈毅及后来的刘安恭手中，毛手中只有一个前委，两委并立，难以驾驭。这种情况下，毛才提出“党管一切”的主张，强化由他掌握的前委权力，或者取消军委，或者让军委形同虚设。这就是军委、前委问题的实质。而毛又将自己化身为“党”，反对他的主张就是“与党争权”，非要由自己来独揽红4军大权，早早就显出了其作风霸道、以党自居、动辄把反对意见上纲上线、把反对自己的同志当作反党的性格特征。

在朱德看来，毛又并不想事事按照党的要求做，对于上级党的领导部门，包括中央和湖南省委的一些指示，他总是想方设法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独立，比如中央几次要调他，他都不理，“党”在毛那里只成为了一件工具。一个对下独裁、对上不服从的人宣扬“党的领导”，是很可笑的。毛对于上级或同级的意见如果不同意，总是拐弯抹角地扯开去，谈问题不着边际，让人摸不到头脑。后来到了中央苏区，代表中央负责前方军事指挥的周恩来就很头疼，批评道：“前方（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每遇商榷之事，辄离开一定原则谈话，有时海阔天空，不知‘伊于胡底’，而实际问题反为搁下。”可见毛泽东其人的特点。

朱德的意见代表了当时红4军中大多数人的看法。毛脾气暴躁、说话刻薄、喜欢独断专行的作风招来了许多人的怨言。而朱德既有带兵经验，人缘又好，且作风民主、平易近人，因而更受官兵拥戴。双方争论的结果就是，在红4军党的“七大”把毛选了下去。当时支持毛的人很少，连其秋收起义班底的心腹爱将伍中豪都支持朱德。让毛略感欣慰的是，红4军主力1纵队司令员林彪公开支持毛，反对老领导朱德。以致毛甩手离开红4军后，还专门给林彪写信，称这次争论是“少数同志们历来错误路线的结果，两个指导路线的最后斗争。”也就是从这时起，毛将林彪视为自己的嫡系力量，在日后多年对其赏识拔擢。

在上海中央周恩来的支持下，毛又被请了回来，恢复了其在红4军的领导地位。毛更没客气，通过古田会议决议否定了红4军七大决议。在年4月的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决议第一号中更是指出：“流氓路线曾经在四军七次代表大会正式进攻，起了领导作用，统治了前委，党的正确路线，一时失败。经过八次大会，特别是九次大会严重奋斗，流氓路线的领导又从事实上宣告破产，正确路线对于流氓路线的坚决斗争，才在这个时候作了一个总结。”

不能不说，在敌强我弱、武装斗争的非常时期，毛的魄力、狠劲与革命彻底性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单以成王败寇的标准来衡量，若是没有毛的战略眼光和组织手段，单靠性格宽厚的朱德、陈毅等人领导，红4军这支队伍在当时严酷的斗争环境中能不能生存发展恐怕很成疑问。然而，毛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把党内争论定性为“路线斗争”，把不同的意见称为“流氓路线”，早早地否定了革命者自己的民主传统，在此之后成为了毛政治生涯中一以贯之的政治手段，屡试不爽。到了宁都会议丢权被整后，毛对自己在党内的孤立有了一定反思。遵义会议上重新掌权，毛开始变得虚怀若谷起来，更能听得进去不同意见，领导艺术也更加成熟，从而开启了自己的人生辉煌，中国革命也赢得了胜利。可是，从年开始，毛又故态复萌，以个人专断严重破坏了党内的民主集中制，用阶级斗争手段对待党内的不同意见，并愈演愈烈，最终国家和民族为这一段历史付出了重大代价。

在赣南、闽西的中央苏区形成初期，萧克已升任红4军3纵队司令员，军长是林彪。年6月，萧克又被任命为新组建的独立5师师长，在苏区西部配合主力红军作战。年10月，萧克西渡赣江，出任湘赣苏区红8军军长，就此开始独立领导一个战略区域的军事指挥。

红8军当时下辖22、23、24师，有余人。其时军政委是蔡会文，22师的政委是萧克后来的老搭档王震，参谋长则是另一位开国上将李达。湘赣苏区与朱毛红军的老根据地井冈山很近，后来，萧克率部重回井冈山，“我们想恢复井冈山，可是上山后，老百姓躲了起来，不和我们接近，井冈山的恢复工作，没有实现，我们活动的范围没有扩大。”究其原因，还在于当年错杀王佐、袁文才的严重影响。袁、王死后，旧部很快反水，转而配合国民党军围剿红军，井冈山当地的群众也不再拥护红军。据当时在红5军的李聚奎回忆：“有一次，我们四大队的侦察员，明明侦察到袁王的余部在一个村子里落脚，但当我们大队赶到时，却连一个人影都见不着。我们问村里的群众：‘王佐的部队到哪儿去了？’得到的回答却是：‘俺们不知道，俺们只知道红五军反水了。”如此一来，彭德怀的红5军也难以在井冈山地区立足了。回顾袁、王被杀事件，主要当事人彭德怀负有重要责任，但这个责任主要指误听误信方面。主动提出并且亲自动手杀人的是湘赣边界土籍派领导人，并不是彭德怀。毛泽东后来多次表示“杀错了”，“要平反”，年重上井冈山时还专门接见了袁、王的遗孀。然而，历史也有吊诡的一面。彭德怀在《自述》中曾写道：“在部队出发前，毛主席同我谈过。毛主席说，袁这个人很狡猾，名堂很多，……这是在红四军离开井冈山时，我去送行，在茨坪房子外面荒土上，我们坐在地上谈的。”毛说袁文才“这个人很狡猾”，是何用意？而且后来时任红4军参谋长的袁文才还是擅自脱队潜回井冈山的。彭德怀会作如何想？袁、王被杀事件和红7军军长李明瑞被部下枪杀事件一样，平反的时候都是语焉不详，存有颇多的历史疑惑。看来还需要更多的档案解密了。

年6月，遵照中革军委训令，将湘赣苏区红8军改编为红17师，并调湘鄂赣苏区的红16军改编为红16师（后没有实现）、红52师（原红18军）改编为红18师，3个师合编组成红六军团。其时红六军团的番号没有公开，未设军团领导机关，由红17师师长萧克、政委蔡会文、参谋长李达、政治部主任李朴（不久被撤职，改由王震继任）等兼任军团领导。其后萧克、蔡会文（红17师政委后由陈洪时接替）、王震等人指挥红六军团南北转战，打击向湘赣苏区进犯的国民党军，并配合中央苏区和红军进行反“围剿”作战。

年7月下旬，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训令正式成立红六军团，同时成立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以中央代表任弼时为主席，萧克、王震等为委员，作为军团最高领导机关。要求红六军团离开湘赣苏区西进，转移到湖南西部“去发展游击战争和创立苏区的根据地”，以后“与红二军团取得联系”。实际上中共中央当时是准备开始进行战略转移了，但并未对红六军团说明意图。周恩来后来说过，当时组织红六军团西进与红七军团北上，“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博古说得更明确：“当时军事计划是搬家，准备到湘鄂西去，六军团是先头部队。”

年8月7日，红六军团两个师余人开始西征转移。8月12日打下湖南桂东后成立了红六军团领导机关，萧克为军团长，王震为政委，李达为参谋长，张子意为政治部主任，下辖红17、18师。同时萧克、王震、李达还兼任红18师师长、政委、参谋长。由于不明中革军委的指示意图，红六军团采取了搬家的形式，医院、兵工厂、印刷厂，甚至省保卫局的犯人都带上了。结果就是行动缓慢，遭到了湘、桂、黔敌军的围堵追击。萧克、王震指挥红六军团拖着敌人兜圈子，在广西灌阳一举歼灭追敌8个团，打了一个大胜仗。继续转战到小水地区时，遭到湘军袭击，一部失散，红52团团长田海青牺牲，红18师师长龙云被俘后牺牲。红六军团主力前进至贵州新场时再杀回马枪，歼灭尾追湘军2个团，尔后渡过清水江。进至贵州甘溪地区时，红六军团遭到桂军2个师伏击，伤亡多人。在奋力突围后，又被湘、桂、黔敌的24个团包围，全军被截为四段，损失严重。历经艰难苦战，红六军团总算摆脱了追敌，但队伍已被打散，辎重行李基本丢光。年10月，红六军团各部先后进至黔东与任弼时、贺龙、关向应指挥的红3军会合。这时，红六军团已只剩3余人。

此后，红3军恢复了红二军团番号，与红六军团一同回师湘西，建立了湘、鄂、川、黔苏区，准备接应中央红军。后来蒋介石调集了个团的庞大兵力从四面向苏区发起围剿，红二、六军团又被迫离开湘、鄂、川、黔苏区开始长征。其时全军有13个团，近人。红二、六军团一路披星戴月，激战贵州，回旋乌蒙，巧渡金沙，在四路红军长征史上打出了独特的风采。29岁的军团长萧克在不断转战中名声雀起。当时国民党的报纸就称红二、六军团为“萧贺股匪”，萧在前，贺在后。军中也已称萧克为“萧总”。在6年播出的电视剧《雄关漫道》中，“萧总”就已卓然屹立。不过，剧中演萧克的演员看上去有40岁，可比真实的萧克老太多了。

长征途中，王震、夏曦、萧克（前排左三起）等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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