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炳建西游记作者诸说考辨上

《西游记》作者诸说考辨(上)

摘要：综合学界研究成果，《西游记》的作者除了人们所熟知的吴承恩说之外，主要还有邱处机说、许白云说、宗泐说、鲁府朱观[火定]（生僻字,左“火”右“定”）说、周王府朱睦柛说、樊山王府集体创作说、陈元之说、华阳洞天主人说、李春芳说、史真人弟子说、尹真人弟子说、唐新庵说、唐皋说、阎希言师徒说、胶东人蓝田说等。本文对这些说法一一考证，证明除吴承恩说之外，其它说法都因为缺乏有力的证据而难以成立。

关键词：《西游记》；作者；考辨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9BZW)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西游记图册》《西游记》的作者问题，是学术界长期争论而又未能解决的问题。《西游记》作者除人们所熟知的吴承恩外，自古及今不少学者还提出了的种种说法。可惜对于这些说法，过去学者们并未进行认真的清理和深入的考证。本文不揣浅陋，拟对除吴承恩说之外的诸说一一加以考辨，以求教于学界诸贤。一、邱(丘)处机说在《西游记》作者诸说中，除吴承恩说外，以邱处机说的势力最为庞大。《西游记》现存最早版本世德堂本，记载了《刊西游记序》的作者是陈元之，校者是华阳洞天主人，世德堂的主人是唐光禄，唯独没有记载《西游记》的作者是谁。陈元之的《刊西游记序》虽然谈到了作者，但也只是模模糊糊地说道：“不知其何人所为，或曰出今天潢何侯王之国，或曰出八公之徒，或曰出王自制。余览其意，近[足也]（生僻字,左“足”右“也”）滑稽之雄，巵言漫衍之为也。”［1］可见，世德堂本刊刻时，《西游记》的作者是谁已经无从知晓，只知道作者和王府有一定关系。进入清代，所有《西游记》版本又都明确说明是“长春真人邱处机”所著。金末元初，全真道士长春真人邱处机确曾应元太祖的召请，远赴西域大雪山拜见成吉思汗。不过，邱处机本人并没有写过《西游记》，倒是他的弟子李志常记述此次行程，写了《长春真人西游记》一书。此后，元樗栎道人秦志安《金莲正宗记》“长春邱真人”条，在历叙邱处机的生平事迹后说：“所有歌诗杂说、书简论议、直言语录，曰《磻溪集》、《鸣道集》、《西游记》，近数千首，见行于世。”［2]12把《长春真人西游记》置于邱处机名下，并直接称其为《西游记》。元人陶宗仪《辍耕录》“丘真人”条亦记载了邱处机言行事迹，并说：“已上见《蟠溪集》、《鸣道集》、《西游记》、《风云庆会录》、《七真年谱》等书。”［3]最早将《长春真人西游记》和小说《西游记》混为一谈并提出小说《西游记》是丘处机所作的，很可能是明末人伍守阳。伍守阳(—?)，原名阳，字端阳，自号冲虚子，江西南昌县人，道教龙门派第八代弟子，著名的道教内丹学家。他在《天仙正理》中说：

邱真人西游雪山而作《西游记》以明心，曰心猿，按其最有神通。禅宗言猕猴跳六窗，状其轮转不住，其劣性难纯，惟炼可制。［4]32

这里明确提到“心猿”，称其“最有神通”，显然指小说《西游记》。再由“邱真人西游雪山而作《西游记》以明心”看，显然把小说《西游记》的著作权归于邱处机。到了清初，毛奇龄进一步坐实邱处机著《西游记》说。毛奇龄(—)，又名甡，字大可，号秋晴，又号初晴，学者称西河先生，浙江萧山人。康熙十八年()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列二等，授翰林院检讨，充《明史》纂修官。据《清史稿》本传及相关典籍记载，毛奇龄博览群书，学问十分博杂，特别对儒家经典有很深的研究。“然好为驳辨，他人所已言者，必力反其词”［5]。不过，由于他学问大，别人很难驳倒他。他关于《西游记》的论述，见于清人钱大昕的记载。钱大昕在为李志常的《长春真人西游记》一书所作《跋》中说：

《长春真人西游记》二卷，其弟子李志常所述，于西域道里风俗，颇足资考证。而世鲜传本。予始于《道藏》抄得之。邨俗小说有《唐三藏西游演义》，乃明人所作。萧山毛大可据《辍耕录》以为出邱处机之手，真郢书燕说矣。［6]-

可见,钱大昕虽记录了邱处机说的提出者为毛大可,但并不同意将《西游记》的著作权归之于邱处机。和毛大可大致同时，下层文人汪象旭在清康熙二年()刊刻了《西游证道书》，实际上是将百回本《西游记》删节之后，加上自己的评语出版。同时，他又伪造了一篇元代文人虞集的《原序》，冠于《西游证道书》卷首。该《原序》说：

余浮湛史馆，鹿鹿丹铅。一日，有衡岳紫琼道人持老友危敬夫手札来谒，余与流连浃月。道人将归，乃出一帙示余，曰：“此国初丘长春真君所篡《西游记》也，敢乞公一序以传？”余受而读之，见书中所载，乃唐玄奘法师取经事迹。［7］

这便是邱处机著《西游记》说的最早的源头。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西游记图册》汪象旭的生平事迹不详，大约只是下层社会的普通儒生。今知汪象旭的著作有6种：（1）《四库全书总目》卷一〇五“医学类存目”录汪淇笺释的《济阴纲目》十四卷。（2）同书同卷又录汪淇撰《保生碎事》一卷。（3）同书卷一九四“总集类存目”又有汪淇与徐士俊同编的《尺牍新语》二十四卷。（4）《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于“子部，通俗小说类存目”录《西游证道书》一百回。（5）同上书“子部兵家”录汪淇《武侯心书笺注》一卷。（6）中华书局《古本小说丛刊》影印汪淇所撰《吕祖全传》一卷附《轶事》一卷。此书卷首题有“奉道弟子憺漪子汪象旭重订”等字样，并于其下用小字注曰：“原名淇,字右子。”同时，书前还有《憺漪子自纪小引》一篇，题“康熙元年初夏西陵奉道弟子汪象旭右子氏书于蜩寄”，末尾又有“汪淇之印”、“右子”、“汪象旭号憺漪”的印记。综上所述，可知汪象旭原名淇，字右子，号憺漪子、瞻漪、残梦道人等，书斋名曰蜩寄。王裕明先生根据“《吕祖全传·证道碎事》第四册，‘神宗己未’汪淇‘年十六’”，“推知汪淇出生于万历三十二年”，即年［8］，当是。至于汪象旭的藉贯，有的写作钱塘，有的写作西陵。黄永年先生考证说：“因为《西游证道书》和《吕祖全传》都自题‘西陵’，这个西陵是绍兴府萧山县西的渡口，在六朝时有西陵戍之称，《明史》卷四四地理志浙江绍兴府萧山县下说‘西有西兴，亦曰西陵，往钱塘者由此渡江’，而这条通往杭州的江水也通称为钱塘江。这当是籍贯萧山的汪象旭或称‘西陵’或称‘钱塘’的原因。”［9］可见，汪象旭和毛奇龄一样，也是浙江萧山人。汪象旭之后，清代所有《西游记》刊本便都以讹传讹，承袭了汪象旭的谬误，认定《西游记》为邱处机所著。其实，早在清代，不少学者就对邱处机著小说《西游记》的说法加以批驳。纪晓岚在他的《阅微草堂笔记》中就这样记载说：

吴云岩家扶乩，其仙亦云邱长春。一客问曰：“《西游记》果仙师所作，以演金丹奥旨乎？”批曰：“然。”又问：“仙师书作于元初，其中祭赛国之锦衣卫，朱紫国之司礼监，灭法国之东城兵马司，唐太宗之大学士、翰林院中书科，皆同明制，何也?”乩忽不动。再问之，不复答。知已词穷而遁矣。然则《西游记》为明人依托无疑也。［10]

这里的“客”，很可能就是纪晓岚自己。正是因为他知道小说《西游记》中多有明代的典章制度,所以才有这种发问。由此得出结论：《西游记》并不是邱处机所作，而是“明人依托无疑也”。如前所述，钱大昕则从《道藏》中抄出了《长春真人西游记》，认定“村俗小说有《唐三藏西游演义》，乃明人所作”，可以说是对邱处机著《西游记》的说法最有力的驳斥。20世纪20年代，经过鲁迅、胡适等进一步考证，吴承恩说占据了统治地位，邱处机说逐渐销声匿迹。当今虽还有极个别学者仍坚持邱处机说，但并未提供新的证据。二、许白云说这种说法是由清代人桂馥提出来的。他在《晚学集》卷五“书圣教序后”条，引用了《唐高僧传》中玄奘取经的有关记载，然后说：“馥案：许白云《西游记》由此而作。”［11]可惜的是，桂馥并未提出许白云作《西游记》的任何证据。笔者查阅有关典籍，发现元代到明代中期曾有两个许白云。第一个许白云(—)，名谦，字益之，自号白云山人，世称白云先生，卒谥文懿，元代金华人。许谦从小就失去父亲，母亲陶氏为其启蒙老师。长大后拜金履祥为师，穷读众书，成为元代著名理学家，与当时北方著名理学家许衡齐名，并称“南北二许”。延祐初年，许谦在东阳八华山开门讲学，山东、河北、江苏、浙江、湖北等地学者，不远千里前来拜师求学。由于许谦在儒学上的巨大贡献，被当时人尊为“金华四贤”之一。明代嘉靖年间，当地人又在东阳城内建“仰高祠”纪念许谦。清雍正三年()，皇帝亲自下诏，将许谦的牌位置于孔庙之中。从各种迹象看来，许谦不可能是通俗小说《西游记》的作者。证据如下。首先,查阅许谦的多种著作，如《读书丛说》、《诗集传名物钞》、《读四书丛说》、《白云集》等，以及有关许谦的典籍，均没有许谦写作《西游记》的记载。其次，从许谦的生平及其思想来看，也没有创作小说《西游记》的可能性。许谦早年即有宏大抱负，读书十分用功，“孙窗挟册，与晓鸡而俱兴；韩堂挑灯，对秋虫而共语”［12]。在这种情况下，显然不可能去创作小说《西游记》。大约31岁的时候，他拜当时理学家金履祥为师，从此开始了研究儒学的历程。大约40余岁之后，他即在金华山开门讲学，一直到去世。他曾自我评价说：“吾非有大过人，惟为学之功无间断耳。”［12]由此看来，许谦并没有写作小说《西游记》的时间。许谦以程朱理学的传人自许，“读晦庵之书，而泝伊洛之源”［12]。学有所成之后，有人曾举荐他做官，他“逾垣而避”。其原因就在于他认为儒学就是“正学”，自己应该“独以身任正学之重”［13]，而不应该去当官。许谦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曾著《自省编》以自励：“昼之所为，夜必书之；其不可书者，则不为也。”［14]许谦也从事诗文创作，但是他称自己的诗文“非扶翼经义，张维世教，则未尝轻笔之书”［13]。许谦曾批评当时一些学生，“年少气锐，喜怪厌常，彷想乎高大而不知有细微”［12]。试想，一个以“正学”自任的正统理学家，一个要求文学创作要“扶翼经义，张维世教”的正统文人，一个对“喜怪厌常”大为不满的严师，如何会去创作述奇言怪、离经叛道、被一般文人视为“小道”的通俗小说《西游记》呢？如果他真的创作通俗小说，在当时社会他就不够资格从祀孔庙。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西游记图册》其三,在百回本《西游记》中，有不少明代的典章制度，是卒于元代的许谦不可能知道的。清代大学问家纪昀就认为《西游记》中涉及的不少典章制度，“皆同明制”，故断定“《西游记》为明人依托无疑也”。其四，从文学自身的发展来看，元代还不具备产生成熟的章回体小说的条件。中国通俗小说从宋代开始崭露头角，到元代仍处于短篇话本和长篇平话阶段，长篇章回小说还不可能产生。就连《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学术界也公认最早是元末明初才出现的。其实，清人平步青在《小栖霞说稗》中，对桂馥的说法，早已经提出反驳，认为许白云的《西游记》“当别是一书”［15]，并非小说《西游记》。第二个许白云见于明初人杨基的《眉庵集》,其中一首七言古诗题为《赠许白云》。全诗如下：

白云老翁乐且贫，眼如紫电炯有神。麻衣纸扇趿两屐，头带一幅东坡巾。清晨扣户走过我，谓我旧是诸侯宾。入门长揖肆雄辩，动引四代卑先秦。初疑傲睨意骯髒，稍久渐觉情真淳。从兹兴至每一到，不问风雨并昏晨。矫知野鹿不受絷，去不可挽送乃嗔。我来杜曲少朋旧，一境二姓唯朱陈。租征税迫夜继日，未暇与我谈逡巡。荒村不意得此老，洗我三斗胸中尘。我时信口答所问，怪我出语多惊人。翁年耳顺学不倦，片言有益书诸绅。我惭习懒竟成癖，日影照腹脚未伸。起来巾栉不自理，一饭且饱南湖蓴。诸生幼弱学久废，数字费我言谆谆。翁来相对辄太息，谓“可馆阁胡沉沦？”“人生富贵等泡幻，达何可喜穷何颦？纷纷道路饿死骨，半是台省公侯身。庞公未为无所遗，夫妇白首襄阳民。”翁闻我语乃大噱，呼我共醉华阳春：“正须狎昵到鸥鹭，何必影像图麒麟？秦淮雨过秋水碧，中有一尺黄金鳞。明朝买鱼期再酌，我自掇拾山中薪。”［16］

诗中所写到的许白云生平事迹不详，亦未见有任何著作留传下来。但从诗中可以看出，他虽然是一位僻乡穷儒，却有一股傲然之气。在和诗人杨基的交往中，他谈古论今，雄辩而又刚直，待人接物还透出真淳之气，似乎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如果这样的人来写《西游记》也还说得过去。但是，下面作者所写“我时信口答所问，怪我出语多惊人。翁年耳顺学不倦，片言有益书诸绅”数句，却又很难让人将其与《西游记》联系起来。诗人杨基虽然只是“信口”回答他的问题，也总能让这位乡村穷儒感到吃惊；听到杨基有一句启发的话语，马上就写在自己的衣襟上。由此可见，这位许白云并未见过什么世面，也没有什么超越常人的见解。这样一个人，显然很难写出《西游记》这样具有深邃思想意蕴、奇崛艺术风格的世界名著来。三、宗泐说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西游记图册》这一说法由清人俞樾在《九九消夏录》中提出:

邱长春真人《西游记》，钱竹汀《元史艺文志·地理类》著录，注云：“李志常述邱处机事。”此书世多知之。《千倾堂书目》，有僧宗泐《西游集》一卷。此书无传本，世罕知者。宗泐字季谭，临安人，洪武初，举高行沙门，命往西域求遗经，还授左善世。《西游集》盖其奉使求经，道路往还所作，见闻既异，记载亦必可观。今俗有《西游记演义》，托之邱长春，不如托之宗泐，尚是释家本色。虽金公木母，意近丹经，然意马心猿，未始不可附会梵典也。［17]-

文中提到的宗泐，是元末明初一位高僧。宗泐(—)，字季潭，别号全室，俗姓周，浙江临海人。宗泐从小父母双亡，八岁时于临海天宁寺(今龙兴寺)出家，十四岁正式成为和尚。明洪武九年()春，明太祖令其蓄发当官，宗泐明确表示不愿为官。洪武十年()，宗泐应朱元璋之命，出使西域取经。他涉流沙，度葱岭，遍游西天，行程十四万余里，备历艰辛险阻，至洪武十五年()返回京师，前后历时六年之久。他的《西游集》便是为记录此次行程而作。宗泐在钻研佛教之余，也精通诸子百家，并从事古诗文创作，兼通古隶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他的诗“风骨高骞，可抗行于作者之间”［18]-。宗泐取经归国后被授予僧录右善世，并经常出入宫廷讲经论道，与明太祖朱元璋的关系十分密切。有《全室外集》等著作传世。从俞樾的话来看，俞樾并非不知道宗泐的《西游集》是记载其“奉使求经，道路往还”的作品，而不是小说《西游记》。他之所以还要将小说《西游记》归为宗泐所著，是因为邱处机的《西游记》，已经被证明是“李志常述邱处机事”，而不是小说《西游记》。在这种情况下，他要为小说《西游记》找出一个作者，才有“托之邱长春，不如托之宗泐，尚是释家本色”之说。这也就是说，他并不是真的认为宗泐写了小说《西游记》。因此，这一种说法也就不攻自破。四、鲁王府朱观[火定]说这种说法是由黄霖先生提出来的。黄霖先生从陈元之的《刊西游记序》中的“或曰出今天潢何侯王之国，或曰出八公之徒，或曰出王自制”等记载入手，认为《西游记》“出自某藩王府”；再由“今存最早提到《西游记》的目录著作《古今书刻》”所记录的鲁府所刻《西游记》，将《西游记》的最后写定与山东鲁王府联系起来。黄霖先生认为：“明代的藩王，不能涉足政治，闲得无聊，或附庸风雅，或寻仙访道，《西游记》这类既有趣味性、又有宗教性的作品正合他们的口味，故完全有可能成为他们编写和刻印的对象。”“今从隆、万年间的《古今书刻》已有著录，陈元之序称有旧刊的情况来看，当以《西游记》原刊出于嘉靖年间最合情理。”而这一时期的鲁王有两个：一个是端王朱观[火定]（生僻字,左“火”右“定”），一个是恭王朱颐坦。其中朱颐坦“是一个注意遵循封建道德规范的人。这样的人一般是不大可能编著和印行这样一部怪力乱神的作品的”。“而相反，朱观[火定]（生僻字,左“火”右“定”），则是一个游戏无度的人，他又与简王一起合刻过《文选》《文粹》《文鉴》《文类》《文衡》等一大批文学作品。这样一种人，显然与‘游戏之中暗传密谛’的《西游记》比较合拍，是会有兴趣编著或组织编著、刊印这样一部小说的。而其人也比较开放，甚至以‘淫暴’著称，有过‘挟娼乐，裸男女杂坐，左右有忤者，锥斧立毙，或加以炮烙’等劣迹，受到过皇帝的处分，这也就不难理解陈元之等故意回避他的大名了”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西游记图册》应该说黄霖先生所用材料和推论过程都十分严谨。但同样也有一些绕不开的问题存在。这包括:其一，《古今书刻》所记录的《西游记》是一部什么性质的书，还有待进一步考证。吴圣昔先生就怀疑，《古今书刻》所载的鲁府本和登州府本《西游记》，“极有可能并不是被称为神话小说的《西游记》”（见西游记宫网站），而是邱处机的弟子李志常所写的《长春真人西游记》。如前所述，元代樗栎道人秦志安《金莲正宗记》和元人陶宗仪《辍耕录》，都直接把《长春真人西游记》置于邱处机名下，并直接称为《西游记》。因而不能排除鲁府本和登州府本为《长春真人西游记》的可能。长春真人邱处机的老家就在“登州栖霞”，登州府出于对乡邦文献的宣传，刊刻《长春真人西游记》是极有可能的。而鲁府本《西游记》，只不过是登州府本的重刻本罢了。此外，《古今书刻》所记录的《西游记》，还有可能是元末明初杨景贤的杂剧《西游记》。其二，从明代嘉靖朝的实际情况来看，鲁府和登州府也不大可能刊刻小说《西游记》。明世宗嘉靖皇帝在位期间崇信道教，服食金丹，修炼房中术。在他的影响之下，三公六卿、地方官吏、缙绅文士甚至太监之流，也都沉溺于房中术的修炼之中，闹得整个社会乌烟瘴气。《西游记》的作者对这种现象深恶痛绝，所以在《西游记》中，便把不少国君写成昏君、把道士写成妖道。在嘉靖皇帝宠信道士的社会大背景下，让鲁王府去刊刻这么一部讽刺皇帝宠道昏乱的《西游记》，无疑是要冒极大风险的。其三，朱观[火定]（生僻字,左“火”右“定”）既然以“淫暴”著称，而在《西游记》中，却有大量反对暴政的故事情节。如作品第四十四回写车迟国国王信任妖道而到处捉拿和尚服劳役，致使二千余名和尚死了一千多名，余下的五百名亦是不死不活。再如祭赛国只因丢失了宝塔上的佛宝舍利子，就将寺院“僧众拿了去，千般拷打，万样追求”，致使“三辈和尚，前两辈已被拷打不过，死了；如今又捉我辈，问罪枷锁”。再如，灭法国的国王“曾因僧谤了朕”，就许下大愿，要杀一万名和尚。对于这些国王的淫暴，作者都予以深刻揭露。如果真是朱观[火定]（生僻字,左“火”右“定”）这样一个“淫暴”之人创作或者组织创作《西游记》，怎么可能暴露如此众多国王的淫暴之事呢？其四，最重要的是，没有朱观[火定]（生僻字,左“火”右“定”）创作《西游记》小说的更直接的证据；查有关他的生平资料和相关文献，也没有著《西游记》的蛛丝马迹。五、周王府朱睦柛说这种说法见于年3月27日《汴梁晚报》(赵国栋，《西游记》的作者应是开封人。有人以为是《开封日报》，经笔者查阅，误)。明代盛于斯《休庵影语》曾引当时书商大梁人周如山的话说：《西游记》的“抄本，初出自周邸。及授梓时订书，以其数不满百，遂增入一回。”［20]36世德堂本陈元之《刊西游记序》又有《西游记》“出今天潢何侯王之国”的记载。因而该文认为，“《西游记》的最初抄本出自开封的周王府”。“《西游记》一书，博大精深，作者不但对佛道有研究，而且对历史、对《易经》都有很深的造诣。作为《西游记》的作者，非得是一通儒不可。这个人既要生活在嘉靖、万历年间，又要是一博学多才之人，而且还要与周王府有关”。因此该文认为，《西游记》的作者就是周王府的朱睦柛。《西游记》中在唐太宗游地府之后写到了开封大相国寺的来历，就和朱睦柛“为开封人”有关。《西游记》中大闹天宫的故事，也和第一代周王朱橚“不停地有造反的想法”有关。“书中的取经经历，是周王流放云南的经历”等等。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西游记图册》从盛于斯记录的有关材料来看，周王府的确存在过九十九回抄本和百回刊本《西游记》，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游记》的作者就一定是周王府人员。陈元之也的确将《西游记》的作者和王府联系在一起，但并没有说就是周王府人，更没有说就是朱睦柛。就朱睦柛的生平事迹来看，他也很难创作小说《西游记》。经查，朱睦柛(—)，字灌甫，号西亭，周定王朱橚六世孙。《明史》卷一百十六有传，传曰：

睦柛幼端颖，郡人李梦阳奇之。及长，被服儒素，覃精经学，从河洛间宿儒游。年二十通《五经》，尤邃于《易》、《春秋》。谓本朝经学一禀宋儒，古人经解残阙放失，乃访求海内通儒，缮写藏弆，若李鼎祚《易解》、张洽《春秋传》，皆叙而传之。吕柟尝与论《易》，叹服而去。益访购古书图籍，得江都葛氏、章丘李氏书万卷，丹铅历然，论者以方汉之刘向。筑室东坡，延招学者，通怀好士，而内行修洁。事亲晨昏不离侧，丧三年居外舍。有弟五人，亲为教督，尽推遗产与之。万历五年举文行卓异，为周藩宗正，领宗学。［21]

可见，朱睦柛是一位比较正统的儒家学者。在封建士大夫普遍鄙视通俗小说的文化氛围中，如果朱睦柛真的创作了通俗小说，仅此一条，就很难被评价为“内行修洁”“文行卓异”。同时，在其所著《授经图义例序》中也说，自己的著作“无关经学、无裨世教者，皆略焉”［22],这也和《西游记》的主题精神格格不入。至于说《西游记》大闹天宫的故事和周王朱橚“造反”有关，“书中的取经经历，是周王流放云南的经历”等等，更为捕风捉影之谈。实际上，早在元代的平话本和杂剧本《西游记》中，大闹天宫和西天取经的故事就已经出现了，怎么可能和明初的朱橚有关呢?(待续)

原载：淮海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3）：3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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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朱睦柛.授经图义例序［O］//四库全书：影印文渊阁本：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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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记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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